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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首次全面发布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

跨越世纪露出真容

2020-12-25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首次全面发布

    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

    / 文·旅顺博物馆馆长、研究员王振芬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彭杭

    图·中华书局 旅顺博物馆 /

    在2020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之前,被称为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一直是“谜一般的存在”。因为是西方攫掠的西域出土品中唯一回流本土的一宗,也是国内敦煌吐鲁番文献唯一尚未公布的大宗藏品,这批文献一直以来在国内外备受关注。

    而《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一书揭开了它们神秘的面纱。该书收录了汉文文献26000余片,是对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的首次全面发布。从2015年开始,由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组成整理团队对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最终将“最后的宝藏”完整、真实地呈现给世人。

    从20世纪初的“出土”到现如今的“出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跨越世纪之久的整理和研究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1.全书分为图版(上编、下编)32册和总目索引3册,共35册。

    2.整理团队进行整理和研究时的场景。

    3.12月20日,北京座谈会现场。

    二乐庄时期:大谷光瑞最初的整理

    1902年至1914年间,日本西本愿寺第22代主持大谷光瑞步西方后尘3次组织所谓“中西探险队”,对包括我国甘肃、新疆等地在内的西域地区进行以考古探险为名的文化劫掠活动。旅顺博物馆所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主要来源于吐鲁番地区,少量来源于库车、和阗等地的古城址、石窟寺和墓葬,为区别于同样来源的胡语文书,称为汉文文献。

    这部分文献资料几乎全部为大小不一的纸质残片,现统计大约为26000多片,以佛教经典(包括佛经、注疏)为主,还有道教文献、官私文书、寺院礼仪及民间占卜文书,几乎构成了公元3世纪至13世纪整个写本时代和早期印本时代的中国汉文文献的面貌。

    这部分文献和大谷探险队劫掠的其他文物资料最初全部被运到日本,集中存放在于1909年修建的位于神户六甲的二乐庄。大谷光瑞在这里组织了最初的整理,文献的整理成果是蓝册的形成、四卷《二乐丛书》的出版和《西域考古图谱》(天、地)卷的公布。

    主要整理者是日本学者伊藤义贤,其方法是对残片中与本愿寺净土真宗相关联较深的法华(10册)、净土(2册)、涅槃经有关的进行拣选,其他的称为外经,还根据文献形态整理出两册印经。整理出的残片装裱并粘贴在册子上。之所以称为蓝册,是因为册子封皮用蓝色毛纸封护;又因册子有大、小两种型号,称为大蓝册和小蓝册,现存大蓝册41册、小蓝册11册。值得关注的是,整理者虽然是熟悉佛经的僧人,但囿于方法和认识的局限,有许多错漏存在。而《西域考古图谱》著录的76件不在旅顺博物馆所藏之中,说明文献的佚失是当时西本愿寺管理不当所致。

    入藏旅博后:更接近博物馆文物整理方式的“16包”

    1915年至1916年,这些保存在二乐庄的文物开始了分散历程。运到旅顺的具体年份是1916年4月,是随着大谷光瑞本人移居旅顺而带回的。而带回的部分是大谷探险队所获文物的主体,在西域文物流散史上是唯一整体回流的一批。

    按照当时的文物保管惯例,纸质文献存放在博物馆的图书资料室,曾因1925年之后图书馆独立称为旅顺图书馆而分离,辗转存放于当时大连临时成立的劳动人民文化陈列所。因1950年代陈列所与博物馆合并,又回到旅顺博物馆。也正因为此,我们现在见到的是《新西域记》上所列目录的纸本文献文书,而其他文物另册造账,文献目录就应是图书室分离前的统计目录。1954年,这两部分目录合而为一,博物馆重新造册登记,称为关内考古(类别是20)。

    随着文献在旅顺博物馆的入藏,整理工作的重心也随之移至旅顺。1916年,橘瑞超和博物馆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了16包的拣选。之所以称为16包,是因为不同于蓝册的整理方式,而是将每件残片平展之后用纸片包好,标记尺寸大小,装入糊制的纸袋中。这种整理方式更接近博物馆的文物整理方式:编号、量尺寸、记录出土地。16包的分包也不再考虑经典内容,而完全是自然的状态。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这部分文书的整理工作仍有持续。1945年至1951年,由苏联红军接管的数年间,几乎每件文物、资料上均留有苏联人登记的记录,蓝册封面上也有两行俄文。1954年,工作人员对文物进行重新登记,按材质分类并分别给出流水号,大谷收集品为第20类。1955年,业务人员再次对保留下来的残纸片进行拣选,并简单分装为8包。2002年,组织人员对这8包残片进行整理、登记,共计3408片,给出6个文物登记号。相关研究工作也随即开展,编制出整理目录,这是继二乐庄时期、博物馆初建时期之后对文书残片的第三次整理。

    与日本龙谷大学合作:开始规模性整理研究

    2003年至2006年,旅顺博物馆与日本龙谷大学合作,共同开展分别由中国国家文物局、日本文部科学省批准立项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残片的整理和研究”课题项目。

    工作开展期间,首先对前述52册、16包、6包的所有残片进行摄影扫描,采集每件残片的高清数据信息,而后利用《大正藏》电子检索系统对每件残片内容进行检索,比定出残片经名及内容。残片断代依据日本学者藤枝晃的分期法,分为北朝前期、北朝后期、高昌国时期、高昌国末期至唐西州时期、唐西州时期、唐西州至回鹘时期、回鹘时期。整理体例要求每件残片的整理档案包括经名、译者、撰著者、录文、在《大正藏》中的位置、尺寸、书写方式、纸质、书体及时代等28项内容。共查出13930片、涉及502部佛教典籍。

    2005年,双方在大连联合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合编出版《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公布了1429片佛经残片。此次合作初步完成的整理仅限于佛教文献,整理的广度与深度有限。

    该项目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开展过程中,再次发现了与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汉文佛教写本——西晋元康六年(296年)《诸佛要集经》为同一写本的残片14片,散存于不同经册中,项目组将其一一比对出来;新发现带有承阳三年(427年)年款的《菩萨忏悔文》,承阳为北凉沮渠氏使用的年号,不见于史书记载,现已知使用承阳年号的只有两件实物——甘肃酒泉出土的北凉时期马德惠石塔与高昌出土的户籍文书(现藏于德国柏林),且该写本也是研究当时南北佛教文献交流、早期佛教菩萨受戒等问题的重要资料;对新疆吐鲁番地区本土佛教传播情况有了初步的认识。

    合作结束后,双方继续保持交流,于2010年合编出版《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净土教写本集成》。之后旅顺博物馆研究人员亦有新的研究成果发表,2006年《书法丛刊:旅顺博物馆藏西域书迹选》刊行;2007年郭富纯、王振芬完成《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

    教育部重大项目:历时6年完成全面整理

    2015年至2020年,旅顺博物馆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开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课题。由旅顺博物馆工作人员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师生组成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团队,开展新一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承接历次整理、研究成果,采取分工检索、集体会读、实物比对等方式进行整理,是这一次的工作方法。整理过程中制定科学规范的整理体系,将佛教文献及道教、摩尼教等文献、世俗文书等均纳入工作范围,不仅利用各种电子检索系统对每片文书进行检索确定出残片本身在内容、时代等方面的准确信息,更将工作重点放在与其他宗相关收藏的关联上,通过连缀、比对、排列等方法确定其学术价值。同时,站在写本时代吐鲁番文献的角度,建立该时代该地区的文献体系。

    该项目从一开始,整理与学术研究便同步进行。在于江苏无锡举办的“国学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论文24篇;在于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举办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研讨会上提交论文25篇。项目开展期间,近30篇文章在《中华文史论丛》《文史》《敦煌吐鲁番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这些研究成果集结成册《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整理与研究》,于2020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2018年年初,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这批资料的图录《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被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列入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拟资助古籍、辞书、语言类项目名单。2020年11月,《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全书分为图版(上编、下编)32册和总目索引3册,共35册。该书对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进行了整理、拍摄、缀合、定名及编次,采用“图版+解题”的方式,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呈现了文书原始面貌,使文物“活起来”;另一方面对每一件残片都进行了定名和解题的工作,让人们可以进一步通过这些“碎纸片”了解古代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文化。

    【链接】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大家”谈

    12月20日,《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该书3位主编王振芬、荣新江、孟宪实介绍了整理出版情况。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以及故宫博物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9位专家学者在座谈会上畅所欲言,盛赞《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可谓是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果”,创造了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的新标地。

    “希望该项目研究成果的转化成为大连对外文化宣传的重要品牌”

    “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加强研究和利用”,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博物馆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旅顺博物馆在各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从2002年就开始进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今年结项的是2015年启动的国家教育部重大项目,也是对全部26000多片文献进行系统、全面整理的大工程。《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出版,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梳理、到敦煌吐鲁番文书学科研究的推动都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对于旅顺博物馆来说,这也是一次整体文物管理水平、业务研究能力和专业人员业务能力的整体检验与提升,同时也是馆校合作一次成功的范例。而针对这些文物的后续工作的推动也已经展开,特别是对持续1000多年纸张样本的研究,我们已经通过完成大连市政府的社科项目取得了前期成果,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其他的诸如展览教育传播和文创工作我们也会开展起来,希望通过不断研究成果的转化,使之成为我们大连对外文化宣传的重要品牌。

    ——旅顺博物馆馆长、研究员王振芬

    “26000余片文献残卷在印证古代丝绸之路等方面

    具有现实意义”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主要来自石窟和寺院遗址,有些是墓葬出土文物,多是残片。大谷探险队队员橘瑞超等人早年曾经整理,把残片粘贴在所谓“大蓝册”“小蓝册”上,后来旅博也把更多的残片贴在蓝册上。我们根据数字化的图片,在北京据图版来加以整理,主要工作是定名、定性、录文,然后到旅顺博物馆核对原件。在这个基础上,再撰写解题,编制图录。因为残片的主要部分是佛典,所以“中华电子学会”制作的佛典数据库——CBETA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还有《四库全书》《道藏》等电子数据库,为我们的比定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而我们的这批博士生、硕士生,都是操作数据库的“高手”,能够很快判断一些残片的所在。

    这个总计在26000余片的文献残卷,有着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在印证古代丝绸之路,阐明中华文化在新疆地区的传播等等许多方面具有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

    “不负国宝,让文物回归学术”

    敦煌吐鲁番学是以悲剧开始的。在近代中国文物的悲惨故事中,只有少数以喜剧结尾,旅顺博物馆藏这批新疆出土文书就是其中难得的代表。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终于整理出版了,这是喜剧的升华。陈寅恪先生曾说,不要沉浸在伤心史里,更重要的是研究,只有这样才不负国宝。该书的出版是走出近代文化悲剧的重要证明。使用“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弃用“大谷文书”,这是一个阶段的胜利。我们全面整理完成,是新阶段的胜利。因为我们的努力,文物回归学术,能够为世界学术提供研究信息,这正是陈寅恪倡导的研究。如此,一方面不负国宝,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治疗历史创伤。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