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0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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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智:“穿”上义肢,我一样可爱

2019-11-09


  2013年12月,廖智参加上海国际马拉松赛。

  从暗处一步步走向舞台,廖智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红色高跟鞋。

  细长的高跟踩在地板上,发出“哒哒”的声响。鞋上是一小块硅胶材质的、做成肤色的脚背,脚背往上是两个黑色球状的“脚踝”,“脚踝”上有两根银色的、像棍子一样的连接管,组成了廖智的“小腿”;再向上,是两段金色的、腿形的接受腔,它们就像膝盖,把廖智肉体的大腿和人工的“小腿”连在一起。

  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廖智失去了自己的两条小腿。当时,这个年仅23岁的姑娘被埋在废墟下26小时,一条钢筋从她的右脚穿过,一直延伸到小腿。被人从废墟下“拽”出来后,她签署了自己的截肢手术同意书,之后,便是漫长的与义肢相伴的日子。

  穿红色高跟鞋时搭配的那双义肢,是廖智最常用的,她更喜欢把它们叫做“我的腿”。 

  “走在路上,经常有人喜欢多看我两眼,我相信他们是因为我这双独特的腿。但我更愿意相信,他们觉得我非常特别和可爱。”廖智嘴角上翘,眼睛弯成月牙的形状,脸上挂着一个甜甜的笑。

  与众不同的“腿”

  “在我的生命中,差不多有七八双‘腿’。”11月1日,在北京大望路附近的一处公寓里,廖智又一次拿自己的义肢开起了玩笑。阳光从窗口洒进来,廖智站在窗台边,整个人被一层金色的光芒笼罩着。光芒下,她穿着那双搭配红色高跟鞋里的“腿”。

  之所以对这双“腿”青睐有加,是因为大部分义肢的假脚与连接管呈相互垂直状态,这是为了保证受力均匀。但这双义肢是廖智的丈夫查尔斯为她量身定做的,查尔斯是义肢技师,这双义肢也可以在黑色球状脚踝处调试出一个倾斜的角度:正好可以把假脚放进高跟鞋里。

  除了这双义肢,廖智的“腿”还有很多:一双是美院学生送的,上面有凤凰样式的雕花,“像一件艺术品”;一双的接受腔是白色的,廖智经常穿着它搭配短裤;一双的连接管被做成了“刀锋战士”一样的J型,底部微微弯曲,有弹性,廖智会穿着它出去跑步……

  在国内,许多穿戴义肢的人会用塑料泡沫把金属连接管包裹起来,外面再加上一层肤色的硅胶,这样的义肢更像人腿。但廖智不会,她喜欢连接管裸露在外面的感觉,因为这样“看起来很酷”。

  每次去幼儿园接女儿,廖智都会因为自己的“腿”被小朋友围观。“他们每次都说‘那个机器人阿姨又来了’,还有的小朋友会问‘阿姨,你怎么又换腿了?’”每到这个时候,廖智的小女儿就会一把抱住妈妈的义肢,“这是我妈妈的腿,你去找你妈妈的腿。”

  与许多残障人士不同,廖智不会因为自己的“腿”感到不好意思,有时甚至认为义肢为自己带来了方便。

  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后,廖智和志愿者们到震区救灾。为了节省空间,大家挤在一辆汽车里,后排坐了4个人。廖智最后一个上车,上半身刚进去,腿就没地方放了。她把义肢取下来,往肩膀上一扛,车就这么开走了。

  

  “你一定要活着出来”

  廖智真正的腿,已经失去了11年。如果不是那个她至今不知道名字的男孩,她失去的或许不仅仅是自己的腿。

  2008年5月12日,廖智与婆婆、不到一岁的大女儿虫虫待在绵竹市汉旺镇的家中。地震发生后,她被埋在了自家房子的废墟里,身上压满了混凝土预制板。救援人员不敢用吊车,怕脆弱的预制板发生断裂,对廖智造成二次伤害;又怕人工打洞耗时太长,耽误救援。就在救援工作一筹莫展时,一名个子小小的男生钻到了废墟里,来到廖智跟前。

  廖智确定,这个人不是救援队的,就是一个讲方言的本地人。被埋了十几个小时后,终于见到了“外面的人”,这让廖智非常激动。她抓住男生的手,舍不得让他走,“他说没事的,我就是来救你出去的。”

  男生带了铁锹、凿子之类的工具,与廖智轮流在她腿上方打洞,外面的人员也在配合,一小时后,终于敲出了一个小小的口子。余震到来前,男生被叫了出去,余震后又钻了回来,他哭着说,“你一定不能死在里面,我们救了你这么久,你一定要活着出来。”

  被埋了26小时后,廖智真的活着出来了,但她的大女儿虫虫和婆婆都没了。

  5月21日,廖智转院到重庆时,导演任虹霖正在那里筹备“世界小姐”重庆赛区的比赛,带了一群工作人员到医院慰问。他听说过廖智的故事:一个失去了孩子的“80后”母亲。

  站在病房门口,任虹霖看到一名个子小小的女孩坐在床上,和人说说笑笑,他不确定这是不是廖智。因为其他从震区转来的伤者都是哭丧着脸,这个女孩更像是去慰问的。

  任虹霖对廖智的印象太深了,知道她曾是舞蹈老师,便琢磨着能不能以艺术的形式做一个节目,去感染那些灾难中的幸存者。“我问她,你还想不想跳舞?她很惊讶,说我想,但是我还能跳吗?我说能跳啊,只要你想,就能跳。”任虹霖说,那番对话后,《鼓舞》应运而生。

  在廖智看来,有人为她创作一支舞蹈、让她可以因此多一些收入,这很现实,也是对她的帮助。这些人和那个帮她求生的男孩一样,不图回报。在那个时刻,廖智认为自己可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比如《鼓舞》,或许人们会从她的经历中看到另外一种诠释生命的可能:没有了双腿,我依然可以创造价值。

  但对于一个失去双腿的人,跪在鼓上跳舞并不容易,更何况当时廖智的双腿只经过了简单的截肢处理,残肢下还有许多突兀的骨刺。每次练舞前,她都会为双腿裹上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纱布,可无论裹成什么样,训练后的纱布都会变成“两包血”。

  任虹霖看不下去了,主动表示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预估,“要不就不跳了”。但廖智依然坚持,顶着重庆夏天40摄氏度的高温,在不吹空调、不让伤口感染的条件下,练了一个多月。

  2008年7月14日,《鼓舞》首演当天,800人的场地座无虚席。从廖智亮相开始,所有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直鼓掌、叫好,直到节目结束。任虹霖站在台下跟着观众一起哭,“这不是最好的舞美,不是最好的灯光,但一定是最好的表达。”

  

  “你们的腿有名字吗?”

  因为《鼓舞》,廖智成了名人,代表了那场震惊世人的灾难中鼓舞人心的力量。2009年年底,她被灾区的一所学校邀请,去探望地震后重伤的孩子,许多孩子和她一样,做过截肢手术。

  廖智发现,这些孩子总是穿长裤,特别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义肢,而且不愿坐轮椅。有时东西就掉在眼前,他们也不愿站起来捡拾,要等老师或志愿者帮忙。

  廖智不想让孩子们这样生活下去,一天下课后,她摘下了自己的义肢,一手举着一条“腿”:“你们知道吗?我的两条腿都有名字,左腿叫大象,右腿叫粽子,你们看像不像?你们的腿有名字吗?”

  孩子们愣住了,但很快笑成一片,兴奋地讨论着要给义肢起名字。从那天起,他们对义肢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第二天,廖智带着轮椅来到学校,她的目标是让孩子们接受轮椅。

  以往上课时,中间会有休息时间,但那一次,廖智站着讲了一小时,孩子们也站着听了一小时。她还让人撤走了教室里的凳子,直到下课时,才请朋友推进来几把轮椅。

  站累了的女孩子们,先在轮椅上落座了。男孩子们却看了看彼此,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廖智假装没看见,带着轮椅上的孩子们做起了游戏,开火车、接龙、旋转,孩子们越玩越开心。男孩子们这才渐渐坐上轮椅,加入了游戏的队伍。廖智说,他们忽然发现,坐轮椅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很正常,“而且坐在轮椅上,照样可以很快乐。”

  一年多过去了,孩子们渐渐正视、接受了自己的身体和现实,性格也越来越开朗。一天,廖智站在操场上,听到一个做过截肢手术的孩子冲着另一个孩子喊:别跑,再跑我一腿给你飞过来!然后真的,一条“腿”从她眼前飞了过去。一个身手矫健的女孩跑过来,从地上捡起那条“腿”,又跑到了操场另一边还给了那个飞“腿”的孩子,“把你的腿还给你,赶紧装上,咱们一起玩去。”

  

  站起来,走出去

  廖智知道,当孩子们愿意接受自己时,他们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会在街头看到别人异样的目光。但更可能的是,他们根本不会走上街头。

  大部分残障人士不愿出门,出门的那些就可能被当作异类。

  地震前,廖智从没在生活中见过穿戴义肢的人,现在,她想鼓励更多的残障人士走出家门:“走出去,被人看到了,才会解决问题。”在她看来,很多时候,大家对残障人士缺乏了解,就是因为在生活中根本没有接触过这类人:见不到,更不要说相处之道了。

  廖智到美国换义肢时发现,那里没人把义肢和身体残障当回事,义肢上的金属都是露在外面的,穿着义肢的人还可以当模特参加时装秀。“这就跟戴眼镜一样,我相信第一个戴眼镜的人也受到过很多注视,但现在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没人因为你戴眼镜多看两眼。”廖智说,自己从那时开始去掉了义肢的肤色外壳,穿上一条短裙,就可以出门逛街了。

  2013年从美国回来后,廖智和查尔斯组织了多次残障人士聚会,大家分享工作、生活中的趣事和烦恼,再一起尝试着解决问题。他们想到的方法,是在国内推广残障人和健全人的 “共融”理念,比如在网上帮助残障人士创业、举办由残障人士主导的时装秀等,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残障人士找到自身价值。

  “发现别人的价值和找到自己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廖智说,“我不觉得这是在帮助别人,没有人是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我也是在帮助自己。”